• Oct 19, 2011

    《悲情城市》 - [自我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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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好大一个绕圈跑啊。

        先是在单向街围观了吴念真,真是近一两年少见的怎么看怎么好,怎么回味怎么喜欢。然后一口气把他的《这些人,那些事》读完了,真会讲故事储存故事啊,“看似小事,经过时间,都是大事”在他这里深以为然。接着下了他导的电影《多桑》看,还不过瘾,又找不着他别的书,倍感饥渴,只好翻朱天文《最好的时光》里的《恋恋风尘》剧本(可毕竟是朱天文执笔,情浓意绵的,气息不对,不似吴那般简练接地气)。顺势就把书里别的剧本也一口气读完了(本想留着把这几个想重看的片子看了之后再读剧本的),索性再又把整本书仔细从头到尾重读了一遍,朱天文阐述侯孝贤创作思路呀拍摄缘起呀什么的。然后揣着这些理念把几个片子重看了一遍。好啊,这下算是把你们全都吃透透了。也稍稍抚慰了一下最近这愈发加深的台湾情意结。

        《童年往事》电影+小说看过好几遍,基本记忆清晰着,《悲情城市》《恋恋风尘》都模糊了。但自从攻坚了《高斯福庄园》挑战了感受力识记力以及画外空间想象力之后,其他电影立马都自动难度系数降低了,本来准备好一番研究《悲情城市》的心,也没有预想中的那样花时间(but不知是不是先看了剧本复苏了点记忆以及看了一些关于“二二八”背景文章的原因)。

         1、剧本里第一回最后一句很有感:“雨雾里都是煤烟的港口,悲情城市。”
        电影里宽美的第一段日记也很有感:“昭和二十年十一月初八,好天,有云,带着父亲写的介绍信,上山来金瓜石的矿工医院做事,哥哥教书没空,叫他的好友文清来接我。山上已有秋天的凉意,沿路的风景很好,想到日后能够每天看到这么美的景色,心里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结尾时宽美的信也有味:“到今天才写信给你,是因为现在心情才比较平顺。……阿谦已经长牙了,笑的神情很好,眼睛很像四叔,有空来家里走走。九月份开始转冷了,芒花开了,满山白蒙蒙,像雪。”

        2、那时候的梁朝伟还不是“梁朝伟”。

        3、原来前1个小时最大的亮点就在张大春、唐诺、詹宏志、吴念真这四大才子以看似不经意的吃吃喝喝扯闲篇方式跑龙套啊。唐诺说闽南话听着好不习惯很可笑。张大春不说闽南话,因为他演的是外省人“何记者”。吴念真开始没留意,饭桌上他口沫横飞地讲“光复挂国旗”故事时,一听那兴兴头头的腔调方才认出。(还有一个金士杰演“黄老师”,在哪出现的?没认出来。)不过几个人的讲话太均分了,基本上就是ABCD一人一句。

        4、好不愿意看到大哥死那段。还好是长镜头,不煽情,整个片子拍的也都是“感觉”和“气氛”,而不是个人情绪。
        陈松勇演的大哥棒极了,特别接地气,有情有义的老大,“面对江湖义气与家庭亲情都有真情流露”。让我想起阿城形容侯孝贤的话:“民间镇得住场面的常常是小个子,好像四川的出了人命,魁伟且相貌堂堂者分开众人,出来的袍哥却个子小,三言两语就把事情摆平了。”林家在日据时期也是地头流氓老大。

        5、“二二八”事件的表现方式似乎有点流于表面和形式。广播里陈仪讲话、医院接受伤患、宽荣和文清去台北的作为、宽荣在山林里当“流匪”,以及知识分子的单纯、激情和理想主义等。

        6、宽美私自来到文清家,等着,穿水红色的连身裙,桌上是一堆拣了一半嫩绿豆角。镜头里的颜色配得好美,好一个旧时的、传统的、端庄的台湾定格在这个取景框里。身后是再次变得呆傻的三哥在吃供奉神明的祭品。

        7、“哭夭”给翻译成“你在哭啊!”,这个太逗了哈哈哈。

        8、整体的感受:镜头和人物太间离了,天地悠悠,个人的命运,或悲或喜,在大时代里都如烟头忽明忽灭了一下而已。感情克制,长镜头的距离感,如沈从文说的“阳光底下的悲伤”。最动情的唯宽美的日记,用闽南语娓娓独白,在粗砺的政治环境里,心被温柔抚摸了一下。

        9、但我仍然还是更喜欢《童年往事》甚过《悲情城市》。《悲》比较特殊,把故事框在一个特殊的敏感的政治环境里,《童》则是日常,家常,不好写,不好拍,那些个人经验和细节所散发出的张力也更显得难能。

        是枝裕和在谈到《横山家之味》时也说过,“因为发生了重大的事件而产生了一部电影,这种情形到处可见。但我就是想拍一个什么事都没发生但却很有趣的故事。因为大家人生当中并不会常发生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件,但是日常生活却很有趣不是吗。我就是想要描写日常生活中的悲剧,欢笑,和残酷。 ”

        10、阿城对侯的评价特别高,说他的电影语法是中国诗,比如《童》是一个状态联着一个状态,中国诗的铺陈也是这样的。中国诗有一个特点是意不在行为,不求行为的完整;说侯的电影也是这样,每段各有行为,各段之间却是如同诗句的并列,它们之间可能没有必然的因果。就像“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四句一样,就是铺陈,没有必须的因果关系。不知最初这个观点的形成是朱天文的还是阿城的,反正就“中国诗”这个观点朱天文在书里洋洋洒洒写了特别多&深,阿城也说“孝贤的电影与中国诗的关系,讲得精彩的还是朱天文在《悲情城市十三问》,我当知趣就此煞住”。并且看朱天文文章中好多观点以前都看阿城也说过,比如“素读法”呀之类的。发现大家们创造了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之后,也是把守着可以反复用&说很多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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