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y 18, 2007

    学术研究的苦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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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中午搜索资料时无意看到孔祥军的博客,一路点下去,看完《丁亥学记》,苦乐并行,真是让人既羡又赞。


    2007-04-26
        三年博士生攻读生涯算是走到了尽头,抛开其他方面的计较,总算是一路顺利的,记得三年前的这个时候我曾经被动的写了一篇《甲申学记》来总结三年的硕士生阶段,于是感到也有必要写上一点类似总结的东西来纪念逝去的三年韶华。
        硕士阶段我遇到了钱穆先生,奉读钱先生的大作,是人生极高层次的精神享受,瞬间领悟的震撼往往会持续而经久的影响着我。钱穆先生在学术上将我引领到一个极高的巅峰,使我具备了鸟瞰寰宇的胸怀和眼界,即使此时的我并不能翱翔天宇。又在我面前将国史的瑰丽展现无疑,以至于使得我丝毫不去顾及其他方面,毅然从中文系转到历史系,并且居然成果了,夸张点说这是人生理想付诸现实的一种奇迹。
        来到南大是我的幸运,拜入胡门是幸运之中的幸运,胡师之于我的意义是很难用言语表达出来的,这绝对不是感谢老师的惯例使然,我也没有必要故作此态,这纯粹是发自内心的叹服和感激。此前我的读书状态是一条腿跟着钱穆先生走,一条腿踏着典籍走,完全是一种自学状态,虽然打下了一些基础,阅读了大量文献,也写出了几篇较为满意的学术文章,但是总体来看完全是游离于学术之外的,缺少正规化的学术训练。刚刚来到南大的时候,我仍然是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的,很多事情颇不习惯,但是我还是坚持了下来。然而最大的压力却来自胡师,第一学期胡师给我们开设了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专题这门课,开课伊始,胡师即明言课程的开设方法和具体要求,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就是我们每个人在每个星期都要针对下个星期所讨论的历史地理的一个分支写出一篇小论文,换句话说就是每个星期写一篇论文,而且是特定方面的。没有切身体会的人,是很难感觉到这服“猛药”的刺激力量,毫不夸张的说,我常常是辗转反侧、无法入眠,一方面要考虑读哪些书;另一方面要设想写什么论文。当时我还没有配备手提,可以想象,一周的时间,我既要读书,又要寻找问题和突破点,又要到系里输入,写成文章,饱受磨难、精疲力竭,最后勉勉强强完成任务。然而,经过了这种“挤压”,我不但基本上掌握了历史地理学方方面面的大体面貌,而且培养了我思考问题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手段,更为重要的训练了我快速写作的水平,虽然我也崇尚十年磨一剑的精神,但是目前的环境要求我们必须尽早尽快的出成果,而文科成果主要反映在文章和专著上面,我后来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几乎都是这个阶段的课堂作业,这其中甚至包括了发表了权威刊物《历史地理》的文章。这种培养博士的手法,真的是前所未闻,相对于目前甚嚣尘上的“放羊”式可谓空谷足音了。然而其效果之明显,很快就得到了证实,于此也可见胡师的苦心孤诣。
        这段时间,我没有形成自己比较独特的读书思路和研究手法,主要还是以胡师开出的参考文献为阅读依据,而每次作业所揭示和尝试解决的问题,都是很零散的。不过在诸多的历史地理学分支中,我却渐渐发现自己对政区沿革有浓厚的兴趣。记得当时胡师提到《魏书•地形志》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人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我便大感有文章可作,于是在细度《魏志》的基础上,按照自己的方法把《魏志》所载诸县重新排比,居然发现中华本《魏志》的点校者完全没有读懂魏收的书法,犯了两大类型化总共五十七处错误,后来此文发表在《南京晓庄学院学报》上。这极大的激发了我研究《魏志》的兴趣和热情,此后我便以《魏志》为基础将北魏州郡沿革考列成表并作为当年的课程作业。在那年的春节前,我向胡师表达了我想仿照周振鹤先生《西汉政区地理》来研究《魏志》的想法,并进而仿照胡师《魏晋文学地理》来研究北朝文学与地理的关系。当时我提出这一设想的时候是踌躇满志的,没有料到胡师并不赞成,他的理由是对北朝不熟悉,我觉得这反映了胡师不仅谦虚而且严谨。后来胡师提议,我从《汉书•地理志》逐部研究到两唐书《地理志》,写出一系列论文,最终以论文集的形式作为博士学位论文。当时我也接受了,因为实际上我已经写出了若干篇,算是有了一点点基础,最后应该可以完成达到的要求。不久,胡师发来一封邮件,明确提出建议我把博士论文的题目定位在“三国两晋政区地理研究”上,并且告诉我这是周振鹤先生主持的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一部分,最终成果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当时我真的很激动,非常感激胡师为学生考虑问题的周到,此后我便停止了“汉唐地理志研究”全面转向“三国两晋政区研究”。
        线性发展的学术道路和时间并肩而前,第二学期胡师为我们开设了魏晋南北朝历史与文化这门课。这次胡师没有再大强度的要求我们,只提出了两个目标:每个人挑选一个史学大家和一部典籍写出报告。史学大家我最熟悉的当然是钱穆先生,但是钱先生是通人,对于魏晋南北朝史没有十分突出的成果。陈寅恪当然是首选,田余庆、唐长孺、周一良等等也是不错的人选,不过在这几位当中我个人却最为推崇田先生,《东晋门阀政治》前后读过三遍,佩服得无以复加,太佩服了反而写出什么东西来了。陈寅恪的很多看法太过主观,一竿子捅到底,岑仲勉先生直接在著作中对其提出批评,程千帆先生也比较委婉的表达如此的看法。唐先生的论文我不是太读的懂,读了后大脑昏昏沉沉,不知道他的意见在什么地方,周先生的论文也不是很多,札记倒是不少,也没有法子来写。所以我选择了钱穆先生的高足严耕望先生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严先生的著作大陆很少能够见到,更不要说是史学思想的研究,另一方面钱严二位先生有学术继承的关系,这对我更加深入了解钱先生的学术思想也有很大帮助。于是,整个一个学期我都以严耕望先生的著作为伴,最后写出来一篇《严耕望先生史学述略稿》,后来发表在香港《人文》上。对于典籍,我本来想选《世说新语》,因为我的硕士论文就是研究《世说新语》,但被智武师兄选了,胡师看我对佛教史比较熟悉,就让我谈谈佛教文献和道教文献。我对佛教史的研究主要来自钱穆先生的《中国史学名著》的启发,钱穆先生提出魏晋南北朝除了正史外最值得重视的三部史学著作是:《世说新语》、《高僧传》、《水经注》。于是我在硕士的时候就全力研究了这三部书,《世说》不谈,我在《水经注》上也下了极大的功夫,用大典本和殿本仔细对校过,发现戴震真的在撒谎,他根本没有看过大典本,胡适还替他开脱,真是掩耳盗铃的愚蠢举动。对于《高僧传》我是反反复复、来来回回的阅读,在我的中华汤用彤点校本《高僧传》上面布满了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标号,虽然我只写出了一篇《高僧传弘法起信考》,但是我对早期佛教史的很多问题都要了基本的看法,也收集了相关材料,以待日后再加深入。而那次的报告,又使得我再一次对道藏和佛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信息收集,有助于我保持开阔的视野。
        在进行这些工作的同时,我开始标点《三国志》及裴注。原先的想法完全是为学位论文收集史料做准备,但是后来我渐渐发现其意义是在是非常的重大,我个人的治学思路也由此确立。在标点过程中,我逐渐发现了一些值得深入的问题,因为是第一遍标点,我还没有做好记录和思考的准备,等到我进行第二遍标点的时候,我便有意识的将那些我认为值得注意的问题全部标识记录下来,最后汇总在一处,加以排比和深入研究,最终形成一篇可观的学术论文。而这第二遍标点却是在新疆完成的,我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想到自己会去新疆。新疆之行,于我而言,可谓痛苦大过愉悦,失去大过收获,唯一值得提出的是我的教学,自己设计的教学方式,得到了学生的认同,获得了来自学生的空前的肯定和赞扬,举个例子,当我们离开新疆伊犁师院的那个漆黑清晨,我的学生几乎全部自发来送我,而其他四位老师则无一有此待遇,我觉得有这样的学生,我牺牲什么都值得了。回到家中后,又经历了一系列事情,但是我还是坚持全力撰写学位论文,每日坐在手提前面,周遭围绕着各种典籍和文献,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个月。于是,我在开题报告之前就完成了三国政区诸州郡县沿革考二十六万字,这构成了我学位论文的主题部分。此后将全副的精神投入到《三国志》及裴注的第三次标点,又发现了若干问题,写出了一篇论文,几篇札记。
        去年的夏天不是很炎热,这是一段相对集中的时间,我又完成了西晋诸州沿革考证十三万字,而东晋部分因为涉及到侨州郡县的问题,太过复杂,胡师的绝学我没有勇气接触,所以就截止到此,不复继续政区沿革的考证。秋季再次来到的时候,我开始绘制三国政区图,在父亲的大力帮助下,我终于完成了这一极为复杂的工作,使得学位论文的考、表、图、论四个部分,大体皆备了。与此同时,为了将历史地理特别是历史沿革地理的基础夯实,我又重新阅读了汉唐正史地理志,并且有意识的写出了一系列论文,基本上完成了胡师为我构想的第一个论文写作计划。
        丁亥年的春天来的比较迟,一如我们的求职境况一样,好消息迟迟未见,我奔波于兖、豫之间,读书思考基本上是停止了,很快又投入到了准备答辩的忙忙碌碌当中,答辩结束后,又是忙于各种材料表格的填写,各种公章的加盖,三年攻读生涯的尾声很短促,但看不见精彩。
        前面的自述勉强算是编年体,但对于学记总是有些不足,不妨也来个记事本末体,可以更加突出主题。在这三年中我对学术问题的思考是很多的,也比较分散,集中来说,大体有以下几点。
        学与思的关系,孔子老早就说的很清楚了,但是我们往往太重视学,很少对思考倾注比较大的热情。记得我最崇敬的顾农先生曾经给我说个一个事例,大概如是:外国的某个大学的某个教授,让他的学生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甲说我整天埋头做实验,乙说我整天看资料分析,丙说我上午看资料,下午做实验,整个晚上思考,教授对甲乙说你们完了。当时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这三年中我时时提醒自己要思考要思考,一躺到床上,我就会思考,思考什么呢,学术问题的方方面面。实际效果是很好的,很多文章的构思直接来源于此,所以我将其列为第一点。
        古代文史之学至为发达,再经过民国以来代代大家学者的深入研究,已经是非常成熟的学科了,以至于有人认为几乎没有什么新的领域和空白留下。我个人的浅见是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文史浩瀚无边,莫说新领域和空白,就是前人已经研究过,甚至深入研究过的领域,也不见得没有研究空间。还是顾农先生曾经对我提到老北大的治学传统,就是别人认为不要研究的领域,我偏偏要迎难而上,诗经、楚辞、文选、文心、杜诗、韩文,多少人研究过,但是仍然可以继续研究,只不过是将研究的推到新的高度罢了。这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所以我立志瞄准正史,争取将基点建立于此。正史大家都读,各有巧妙不同。我的做法是,选定一部正史,反反复复来读,第一遍读熟悉大体情况,第二遍尝试发现若干可待发现的问题,第三遍将若干问题的相关史料悉数辑出,第四遍、第五遍继续第二遍第三遍的过程,如此循环往复,不仅对本朝史事做到烂熟于心,有了大体全面的眼界,有了根本的基点,而且可以发现很多前人未曾讨论或是语焉不详的问题,从而写出一系列论文。实际上苏轼很早便这样办了,就是所谓的“八面玲珑”法,每次读都关注对象的一个方面,在这点上我算是和古人相会了一回。具体到实践,就是我对《三国志》及裴注的反复标点,我用的卢弼的《三国志集解》本,这个本子没有点校本,正好为我所用,我的想法是来回标点十遍,最终以《十读三国志》为序,写出一本《三国史考实》。
        今日研究文史之学,我们应该感到庆幸科技的发达。其中对文史研究最为重要的莫过于检索技术了,很多老先生不能接受电子技术,是因为他们似乎没有真正体会到科技的巨大力量。而我却确确实实的感觉到了来自检索科技的好处,若是没有四库全书为中心的大型检索版电子古籍出现,我要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完成三国诸州郡县沿革考和西晋诸州郡县沿革考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要达到现在的水平,保守估计大概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所以我一直非常关注电子古籍文献的动态,合理有效的利用电子手段是今日我们可以超过前人研究的重要辅助之一。不过这只是辅助而已,真正根本的工作还是阅读主要文献,这是必须清醒认识的。
        民国一代学人将把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结合的做法看作是所谓的“预流”。我的看法是既要有所为,也要有所不为;既要独立,又要预流。先说后者,今日的预流是对域外汉学的关注,随着国家力量的激增,我国第一流的学者已经将目光转向了周遭,这方面南大是走在最前面的,而其核心机构便是高研院的域外汉籍研究所,由著名学者张伯伟先生主持,研究阵地为中华书局出版的《域外汉籍研究辑刊》。去年一次逛书店时,我偶然翻到《辑刊》,立刻为其博大的气魄所感染,便针对其办刊宗旨,自己构思了一篇文章,经过了两个月艰苦的对校工作,我最终完成了《日本国宫内厅书陵部藏残宋本<太平寰宇记>校考》这篇文章,承蒙张老师不弃,慨允刊布。此后我又参加了汉籍所的一次学术沙龙,得到了很多启发,域外汉学领域我会一直关注下去。再言后者,目前大陆的经学研究可谓已经跌落到了谷底,除了清华大学历史系彭林先生主持的经学研究所外,几乎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而台岛的“中研院”却有一个文哲研究所专门从事经学和文学研究,其经学研究的声势非常大,俨然是经学研究的核心基地所在。作为一个大陆学子,对此不平衡的局面,我至为担忧,因为经学已经无法纳入到我们现在的学科体系,大陆的经学研究传统只在中文系的语言专业有稍稍的保留,然而这是训诂之学,与经学相去甚远,非为一事。此前我受钱穆先生的影响也较为深入的阅读过经学著作,并且还写了一篇《驳杨伯骏孔子不做春秋说》,即将刊发在《中国经学》第三辑,这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所以我有意对经学研究做出点贡献,初步打算做经解提要,具体工作还未全部展开,这在目前的学界算是特立独行了,但我想若是真正能够走下去一定能有所收获。
        岁在丁亥,是以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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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

  • 想看看你的《驳杨伯骏孔子不做春秋说》,不知道《中国经学》第三辑什么时候能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