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ug 26, 2015

    朱天文,朱天心,唐诺,外加一个谢海盟 - [自我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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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盟盟长大了,跟着天文和侯孝贤,做编剧,跟剧组,写拍摄手记,出了书《行云纪——<刺客聂隐娘>拍摄侧录》。自称有“亚斯伯格症”的她自《刺客聂隐娘》在戛纳传喜讯以来,频频接受两岸媒体的采访,我见她比我以为的要外向,可是,何以有“内向”这种先见呢,大概是因为看妈妈天心在《学飞的盟盟》这本书里写说,“这位小朋友完全不似我印象中甜蜜撒娇依人的小婴儿,大多时候,她不言不笑、宝相庄严疑似活佛转世。”

        她说这次是例外,从6月份以来迅速外向,逼迫自己做一些事,访问接了40、50个,帮侯导打片,话里意思是义无反顾。如果凭个人好恶,大概完全不会去做这些。《聂隐娘》在院线上映前,媒体报端陆陆续续看到她为导演、为电影撰写的文章及访谈,文风纯熟,逻辑条理冷静清晰。及至见了她,格子衬衫,短发,自己讲“戴着老太婆眼镜”,开朗,有趣,什么都能说,一听到问题就立刻应答如流,百无禁忌。

        采访前看资料做准备,先看了天心写的《学飞的盟盟》这本书,然后又翻出5年前的博客,当时跟冰啤一起去蓝色港湾去看天心跟唐诺。那时记录下来的文字真是喜形于色呀。现在见人再也没有那种喜心了,就都是很平静,也不知是好还是不好。那样的场景也是很鲜活的,遂再录在这里一遍。

    4月见天心唐诺

    May 21, 2010

        1、天心唐诺的讲座在蓝色港湾的单向街书店,那里的气场实在是过于洋气了,压过了书香,或者说使得书香的门第显得高了,让人亲近不得。若是在某个老胡同里的咖啡馆儿里我觉得就完美了。

        2、二楼狭长而窄,结构跟以前万达广场的差不多,工作人员不让站在过道的人往前挤。我们担忧地问到时候嘉宾可怎么进来呀,答曰就从这条窄道进来。冰冰啤立即说,“哦,那我们可以挨挨他们了~~”当时就笑她,若她的学生知道她也说着这种很萌的话,不知道做何感想呢:)然后夫妇俩就从通道挤进来,笑意盈盈的,冲挤在四周的人摆手。跟我们擦身而过的时候,我捏着冰冰啤的手,忍不住默默挠她以表达我的激动,她也几次三番及时接住我的眼神跟我对视,眼晴里全是“我懂我懂”的意思。

        3、这夫妇俩要让人感到多舒服多羡慕呢。我的意思是说志同道合、内力和功底相当、能在这个浊世保持同步一致的淡泊心,这样的概率挺少吧(也许并不少?)。主持人比较相熟,过多地谈论他们的生活何等朴素,说到在香港与天心见面,“她竟然还穿着很多年前做为《印刻文学生活志》封面时一模一样的衣服!”唐诺连连说“拜托不要再讲这件事了,好像我们过得很惨,我们不用来给天心募捐衣服~~”这小小的玩笑很适时适度。天心讲话时话筒不好,唐诺给她换了一个,她原本自顾自正讲着,这一换她停下来,扭头特意看一眼唐诺,笑一下,然后回过头来继续讲。真可爱。她讲到自己的哮喘病,这几年身体不太好,“忽然发觉自己的时间要开始以秒计了”,一直低头听的唐诺抬起头,认真地看了一会儿她讲话。我是多么喜欢这两眼“看”时的感觉呀。

        4、我没想到天心讲话这么的娃娃音,情感丰富极易动情的双鱼座,“在台湾,写作是一件很孤独的事情,多年来只是埋头自己写而已”,没想到在内地看到这么热情的氛围,语带哽咽,眼眶泛红。喜欢时不时伸出一根食指撩一下刘海,身形动作,依然有少女之态。脸也是一张娃娃脸,已经年过五十,但你看她讲话,深情,真挚,用力,拿话筒站着回答问题,因为“这样可以看到你们的眼睛”——丝毫不会想起她的年纪。

        5、就想起阿城说她,“女孩子也会玩得一头一脸的汗,赤子之心,无分男女”。姐姐朱天文则说她“事事沾身”——“她总是比我知道家乡楼的菜精致,嘉义夜市的水果,《连环套》里霓喜吃的杏脯在沅陵街可以买到五块钱一包,乃至我认为根本不足挂齿之辈,她会大早起床读了报纸之后气上半天。她也可以一脚踢得又高又直触到客厅日光灯的仿水果坠子。她且多识花鸟虫鱼之名……她是深情于这个世界的,声色犬马,她都爱。” “她的爆炭脾气且容不得一点恶人恶事,她能够选择的境遇已不多了,时势人情又一年比一年更迫促,眼看她所热爱的世界一天天荒薄下去,身边的聪明人一天天蒙尘倒下,她比谁都更先憔悴得厉害。屈原既放,游行江潭,行吟泽畔,形容枯槁,本来南鱼座的人,血液里就是流有更多楚民族的赤胆忠心,浓愁耿耿。” 唐诺说,“其实最焦虑的人是天心。”“这么多年来,她一直走在我前面……”

        6、俩人几次三番流露出替身边蒙尘倒下的“垮掉的朋友”惋惜之情,“喜欢的朋友一个个垮下来,去过他们最不要过的生活,一身伤痕,狼狈得不得了……”每提及“垮掉的朋友”便必讲骆以军,“其实很少人的真正问题是金钱的问题”,唐诺语。不知骆君听闻之后内心会做何感想。

        7、天心的新书《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窥探中年之后的爱情和婚姻,她自然也得面对好奇的八卦问题。“故事讲‘虽然爱还在,但是不喜欢了’,我不知道我和唐诺的爱还在不在,但我知道我到现在还是很喜欢他……”像是爱的告白,脸一下子红红的。而唐诺谈到感情,“所幸我们现在每天还可以对话,这么多年来对待彼此还蛮认真的,不太愿意让你身边的人丢脸……”

        8、关于写作的基础,天心回答“勇敢和诚实”。跟其他人一样,她难免也会掩盖自己,但是“敢把自己跟别人的差异写出来,这是一生的事情。诚实是一生都要养的。如果退让的话,你就是个面目模糊的人,普通的人,安全、幸福的人,但不是作家。创作人的特质,支撑着你的写作。”

        9、唐诺谈台湾文学的式微,“缘于台湾的城市化进程比内地早,故事的消失,经验的破碎。”聊起文学来,他渐入佳境,显露出博学思辩的那一面,什么话题都可以接得住,口才极佳,像是交响乐章循着自己的旋律自然而然进入渐强音,用冰冰啤的话是“看出了台湾在地人身上的那种‘悍’”。博尔赫斯、卡尔维诺、聚斯金德引用了一大通(他们家这一脉的人都很偏爱博和卡,这两个作家常常出现在他们的语境中),却又戛然而止,很遗憾主持人没有顺势把话题接下去。犹如酒至酣处却半途结束,很不尽兴。好想跟他聊文学聊个不停:)

    (当时用如今早已经退役的小CAN拍的照片,相素比较低。)

        说回到盟盟。侯孝贤为《学飞的盟盟》写了篇序言(那是1994年),说拍《尼罗河女儿》时天文带着一岁多的盟盟来现场玩,“好像大地之子”。“去年詹宏志在日本看了田壮壮的电影《猎场札撒》,描述其中情节,他说,‘从蒙古包里哗的跑出来一群谢海盟!’他是指那些和海盟一个模样的蒙古小孩。”

        而妈妈写她像马吃夜草胖壮起来的样子,“脸儿像个就要爆炸的红桃子,主人大姨喊她唐朝人,她也应;外公外婆去大陆旅游看到无锡泥人,就深深想念她;阿丁叔叔在敦煌看到壁画里的天女,大为吃惊向同伴发誓有个小孩儿长得就是这样。”

        蒙古人、唐朝人、无锡泥人、敦煌壁画里的天女……真是不好想像啊,只好以《射雕英雄传》里少年郭靖和华真那样的面孔代入。书中有几处印象特别深,最喜欢的是她有着博物学家一般的直觉和好奇。

        她能自己归类出,叶子羽状、对生、唇形花朵的,一定会结出豆荚种实;小小星状花、叶子沉绿色的,果实踩破一定是一泡碎子的浆果(茄科);有香味的小白花、叶绿坚致,果实无论大小(柚子或七里香),果皮刮刮一定有油有异香(芸香科)。

        她还知道每一家围墙都有一只蜥蜴掌管,各有领域互不侵犯。路当中已被汽车压扁了的,她端详片刻就能知道是张婆婆家那只。而她从猫口之下拯救出来的断尾蜥蜴,选择一家新近车祸亡故的无主墙壁给放生,过了几个月长出尾巴了见了面她都还能认得……

        天心不禁发问,“对于这个前人已经研究殆尽的领域,我多少疑惑她如此津津好奇在其中是什么意思呢?惟一可确定的是:那大概是一个确实耐人寻味的世界吧。”

        朱家的照片看过很多,有一张是头一回看到,坐在童车里的盟盟,沉思般的眼神,周围是外婆、妈妈、“三三姨”天衣环绕,好一个现世安稳的、朴素的,温暖、正派而有礼的人家。这样的留影,许多中国家庭的老旧影集里想必都是有一张的。看过去那样的时光,让人心非常安定。  

        大学谢海盟修的是民族学专业,相当于我们的人类文化学,是出于缓冲的考量,可以多几年思考自己以后要干什么。如果念法律、经济,出来以后人生就定了,她并不想一辈子就这样过。结果四年大学她念了五年,只因为不喜欢做的事很难逼自己去做的性格,被一门计算机概论的课程拖了一年。课程并不难,只要每周去上两个小时计算机课就好了,她根本没去上过课。就如同她对唐朝史很感兴趣,但是要去修明清史大概一团糟,因为不喜欢。那一年她实质上是大学毕业的状态了,称自己已经在“啃老”。

        因为喜欢动物,毕业之后她第一想做的事业是在动物园当保育员,甚至都在网上下载了求职简章。做罢的原因是想到万一被分派到照顾黑猩猩、红毛猩猩怎么办,因为所有动物里她唯独不喜欢类人猿。

        她曾经完全不想走写作这条路,一方面出于小孩子式“偏不要”的叛逆之心,而另一方面,多少也是目睹了一家人写作之艰辛,“有时候畏惧自己是不是做得来这行,生活顾不顾得上来。在台湾,大家觉得作家这个职业自在,时间自己调配,都只看到出一本书几十万、上百万的进帐,但不问这几十万上百万是几年才进一次。“所以作家是很苦的,埋头磕个几年,泡都没冒一个这种事也有啊。先不说成就感,更现实的经济压力,你要活下去可能都会有问题。”

        家里跟她说不要急,三十岁以前尽管啃老,可三十岁以后就要明确想做什么。事实上,在《行云记》出版之前,她已经私底下写了几十万字的大型同人小说,欧式的《指环王》似的奇幻文学,不过里面的角色却都是她喜欢的歌手、演员,完全自娱自乐的写作,不给人看。有人说《行云记》出版,多少算是成功了,在台湾卖到了好书榜里,要不要乘胜追击把以前的东西拿出来,在她绝对不可以。“我的东西分得很开,从生产线上源头就分得很开了。”

        她称自己是被一点一点“拐”进了电影。因为天文和侯孝贤都不会用电脑,她先是帮忙天文打字,《最好的时光》时期帮他们打剧本,剧本天文写出来,她照着打,后来索性就在旁边听,边听边记录。她记忆力好,成为他们依赖的记忆卡、随身碟,一点一点地,参与越来越多,最后到跟现场。侯导记忆力不好,总要有人跟在现场帮他把这些记下来,等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

        在《行云纪》书封的后勒口上,谢海盟自我介绍的文字写的是,“一九八六年生于台北,二00九年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女同志,喜欢无用的知识……”

        问她何以要这么大胆,说出这些可说可不说的,她称在台湾其实并没什么,台湾社会好的一面是很自由,已经没有太大的价值观了,不好的一面,就是年轻一代已经没有什么觉得应该坚持的事情,反而盯在细微末节上,同性也没关系,离婚再婚也没关系,都是“没关系”的状态。

        爸妈同龄的友人所生的孩子里,年纪跟她差正负两岁以内皆清一色是男生,从小她的玩伴就都是男生,觉得彼此性别是一样的。直到青春期之后男生有了性别概念,开始把她摒除在外,很受打击。“人家忽然告诉你,他们对你来说是异性,你有一天可能会喜欢他们、当伴侣,我就抱持着我偏不的心态。所以我觉得也许我的性向是后天的,我反抗这件事,反抗久了也会变成真的。这个也是我自己一直在摸索的过程。”

        至少现在,她对婚姻家庭不感兴趣,将来自己一个人也没关系,从小看天文看到大,也觉得就这个样子也无妨。她称恋爱是一个人要来破坏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的完整世界,“我就想说你不要把你的世界带过来,我对你的世界没有任何的兴趣。”

        很惊讶的是,言谈间她自然而然地说到了“奉道”这层意思。这是一个多么重的词啊。

        “我并不是在意门第,但我们家其实会蛮在意朱家的名声。我们看《一代宗师》时,其实非常动容的是看章子怡演的宫二那一段,她会为了报她父亲的仇,就奉道,不结婚、不传艺、不有后。我就觉得我们家对于朱家这个名一直也是有一个奉道的,我们努力撑起这个家门来,并不是说一个好的名声要干嘛,而是我们珍惜朱家这一样东西,努力想把它支持着让它不坠。现在台湾社会其实也没有你嫁出去就是外面家的人了,但我总觉得,如果无法把全部的人生摆在朱家上面,那我不愿意。我看天文取舍的结果是这样,我不是说心向往之,但也觉得自己愿意接受这样子。”这天秤的比重完全不一样,她远远不愿意为了婚姻放弃这么重要的事情。

        说起自己的个性,她觉得像唐诺多一点,但是大概会单身一辈子,所以应该比唐诺更孤僻。“可能他运气好遇到了我妈妈,我们也说过,我可能不会遇到我妈妈版的另一个人。我觉得无妨,我自己的世界很完整,虽然我很孤单,但是从来没有觉得寂寞过。”

        看到2004年台湾《联合报》对母女俩的一个访谈,当被问到对海盟的期望是什么,天心说,“希望她不会觉得‘来过一场,好无聊、好无趣’,希望她很开心、有事做。不管结不结婚,希望她很能独处。”而十多年过去,现在听她说自己,觉得她有非常完整的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对人世有一种宽广的理解。也不禁想起有一年在现场听阿城,阿城说,“所谓影响是什么呢?是你还带有缺陷、还有软处,别人能影响你让你把这些方面补足。但是我在那个时候已经像个球了,别人的影响加上去,多像多了一个疙瘩呀,那样反而会出事的……”

        一家三代人,皆是写作者,谢海盟说,妈妈天心比较有改变世界的热情,她的文字有那种想要影响人的热情,而天文、唐诺和她自己,三个人就比较自我、内在完满,调子比较冷,只是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并不想要影响任何人。天心曾经也说,他们三人都是自我非常完整、饱满的人,她一进门,天文可能就觉得一股热风进来了,哗啦哗啦的,把外头的事情,好的坏的,讲个不停,把天文像薄纸一样吹得飞了一地(见南都周刊《阳气公民朱天心》)。

        他们现在还是楼上楼下住,并不愿意分开,觉得这样的生活非常好,又亲近又有各自空间,共同撑着这样一个他们的朱家。

        在谢海盟看来,文学家庭跟其他所谓的世家不太一样,“只能说我们大家志同道合,兴味相同,都对这个事业有兴趣,一起做。但文学这种事情,是无法谁替谁的,尽管一家人住在一起,但当面对创作的时候,你还是孤独一个人。”他们在生活中的交流,也仅仅止于读了一本好书,彼此聊聊,或者写了一段非常好,摊开来大家想法激荡一下,顶多到这一步,尽量不去干涉对方。

        从小她就跟年纪大的人处得非常好,大概是跟由外公带大有关。外公有时候带她出去访友,也都是一些老男人,加上爸爸唐诺“现在也堂堂迈入老年人的状态”。而她的老年朋友之一,就是侯孝贤。

        《时代周报》在戛纳电影节期间有一篇文章,标题上娱乐式地加了个小圈,“朱天心女儿坎城发光”。“发光”这个词,也确实有点对。《聂隐娘》上映前,出版方理想国组织侯孝贤和谢海盟在首都图书馆有一个比较大型的对谈,现场到了400、500余人,看到台上老少俩个一起,感觉是她小小年纪,已经有了一种沉稳的担当,在侯孝贤的电影世界和体系里。导演记性不好细节说不准确的地方,常望向她求助,以期“提点”。

    (照片来自理想国。)

        在工作现场,她跟着大家叫侯孝贤“导演”,私底下其实是叫他“猴子”,后来全家都跟着她叫“猴子”。她还说到一个好笑的事情,天文接受采访,媒体写稿打字时出错,把天文选成了地理,由此家里人现在都开始叫她“朱地理”。

        侯孝贤于她而言还是像她小时候身边的叔叔,因为他太容易让人忘记他是个大导演,从不会摆架子。工作起来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比较热忱,“他自己也喜欢那种江湖味道。你感觉他不是一个读书人,其实他很看书,他人生大部分时间花在阅读上、看电影上,做为读者的时间远远多过作为导演的时间。他工作时你特别会感觉到他知识广博的程度,尽管你知道,可也还是非要到现场你才相信他读了很多书。”

        跟着侯孝贤工作后,她开始在他推荐下看法国新浪潮的电影,小津的电影全部补看完了,山田洋次也重看了一些,以及还读了米兰·昆德拉,这是侯孝贤很喜欢也读得非常完整的一位作家。“他就会一直提到这些,所以为了听懂他在讲什么也得把这些看完。他从来不做逼人的事,不会逼你去看,只会说强烈希望你看。”此前她看电影只是娱乐,爱看的通常都是得金酸莓奖的片子,漫威电影,变形金刚,星际大战之类。米兰·昆德拉近年的作品她读着吃力,有些看不懂,家里人跟她说,没关系,看个感觉也行,看多少有多少。

        侯孝贤的片子她也补看了。从前没有自己的电脑,她在家里客厅用DVD看。天文对侯孝贤的片子总是有编剧上的不满,不愿意她在家里看,一看就总是被天文命令关掉,后来有了电脑,就可以自己关起来看了。

        “当好莱坞编剧可以很有成就感,好莱坞是制片人制,编剧写出来导演就完全照着拍。台湾是导演制,导演什么都要管,《聂隐娘》的卡司表如果真要按照执行打出来的话,那每个栏目都是侯孝贤,导演侯孝贤、编剧侯孝贤、美术侯孝贤、制片侯孝贤、剪接侯孝贤,全部都是侯孝贤。其实当他的编剧,你就要认清你只是一个执行者,编剧还是他。他自谦说他是影像思考,他需要有个执行者来帮他把影像转换成文字思考。他需要的编剧就是这样一个角色,那你就要认清楚。我觉得我没什么问题,我是个新人,我反而觉得天文不容易的是她自己也是个创作者,她必须要放下创作者的身份当成一个执行者。当然他们合作三十年了,我想当然有他们俩的默契。”

        《聂隐娘》剪了三剪,第一剪是三个人一起看,“默契”不存在了,天文跟侯孝贤几乎起了冲突。九个月后,第二次看,谢海盟不愿卷入编导大战,索性不看。七月《印刻文学生活志》是侯孝贤专辑,天文撰长文一篇《剪接机上见》,里面写到,“我一直对这部电影极度悲观,即使戛纳首映后一面倒的佳评,也得了奖,仍不改我的悲观。我身处于文字的这方:对我来说,侯孝贤的影片最美的时候,都是在拍摄前的讨论阶段。”

        “当然他们也不到吵起来的地步,就是侯导单方面地挨骂,知道天文情绪上来,让她骂个够。”最后的成片,以剧本来讲,大概只用到三分之一。“他喜欢把东西留给现场,剧本写好照着那个拍就没意思了,他就不想拍了。他自己很喜欢的拍摄经验是《南国再见,南国》,剧本连半套都不到,只是一个提示,大概有些什么样的感觉。他自己说,剧本就是现场的一个工作手册和应付投资者的,他只想拍他脑袋里的东西,现场灵机应变,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南国》尤其是这样,他只带了三十几个小编制的队伍,一个25厘米的镜头,带着3个主演,就这样一路南下,拍感觉,专注抓这三个演员之间的关系,那是他非常美好的一个拍摄经验。”

        “他剪接的时候也是凭直觉,直接在剪接机上剪,没有分镜剧本。他会说他也不知道哪些拍到、哪些没拍到,他非要到剪接机上才知道拍到了什么东西。甚至有些他当下觉得NG的画面,结果在剪接机上看感觉更好。你问他评判的标准,他就会反复唠叨说我觉得这段很像或者这段不像。问他像跟不像的凭据,他也说不出来道理。这就是导演的直觉,对影像美感的要求,以及对真实的要求。他非常执着要去追求的真实,是人的处境的真实。也只有这样才能跟镜头外的观众有共鸣,让观众感同身受。”

        她说《刺客聂隐娘》这部有个特质,就是侯孝贤很希望大家最好报持着百分之百的了解然后进电影院去看。这部电影侯孝贤完全不想要耍噱头,最好是整个透明,摊在阳光下。“他说他这部片子是拍细腻的人的感情,所以一直催我把剧本在网上散一散,他要让大家都看得到剧本,再看电影时,你才可以专心看人跟人的感情,不然你光追线索就没心思去看人的感情,他觉得这样很可惜。”

        《行云记》这本书的计划是电影拍摄到一半时唐诺的提议。谢海盟写这本书,称自己“很追随侯导的想法”,因为她自己也觉得,拍电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部电影应该给后面的人(不管是否拍电影)留下一些借鉴,希望让大家知道侯导是怎么做的、怎么拍出来的、付出了多少精力。“放眼拍摄现场,好像我不记也没人会把这些记下来了。”

        而她的压力,在于是否能够把侯孝贤的意思写出来、有没有曲解他的意思。她喜欢唐史,小学三年级读《隋唐演义》,觉得写得不好,甚至还曾发愿要自己重写一遍。这个优势在剧组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她说这也是侯导厉害的地方,她喜欢无用的知识,连自己都不知道能用在哪里,但侯孝贤擅长用人,他很知道把人安在他应该安放的位置上。

        可她又说自己并不以电影编剧自居,“我只以侯导的人自居”。事实上她也已经推掉了一些别人来找她做编剧的工作,因为深知自己的性格,导演交待下来预定时间内要把剧本写完,她一定无法接受这种工作方式。

        在文字风格上,谢海盟自觉像爸爸唐诺,比较走说理的评论路线,现阶段她写得多的还是散文,“我就想要非常的逼近现实,现成有一个真实在眼前,我想尽办法就描述它好了。”为什么不像妈妈或者大姨写小说?“因为小说是非常要根基于现实,我就连那一点点的创作都做不到——自己创作一个情节创作一个人物。”可是,虽如此说,今年她凭借小说《舒兰河上》入围台北文学奖年金计划,拿了台北市政府补助金,接下来她就要集中力量完成这部小说。

        她计划在此之后大概两年内不写东西,因为已经写得燃料不足了,得去补充燃料,要再看书。家里两代下来,阅读的方式就是探索书架——书都在那边,抓下来看,看完了很喜欢收获很大,那就很好;看了不喜欢咬着牙把它看完,只吸收了三四成,也很好;完全看不进去翻两页丢回去也没关系。她最喜欢的两个作家是马尔克斯和卡尔维诺,这两个她读得最齐。

        很多人问她到底是怎么写东西的,怎样才能写出好东西,这个时候她跟侯孝贤拍片一样,说不出个所以然。“我就会说就用最直白的语言把你心里想说的话写出来。但我后来就想,既然是把心里想说的话写出来,那么你的话的品质就变得非常重要。你心里如果没有东西,那就是言之无物。我的燃料已经不太够了,大概写出来也是空话,就得去补充一点东西了。”朱天文在《巫言》出版时曾巡游各地,密集地被安排做讲座,她说再也不能这样了,等这轮结束就不再见人,回到自己的“山洞”里去,背向读者,专心写作。

        这一家子,不像也难。起飞的盟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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